第4章 逆天行道，弹劾上帝

尽管理查德・斯托曼和母亲的关系比较紧张，但他还是继承了母亲的一个特质：对激进政治极度热情。

可这个特质要在十几年之后才在斯托曼身上显现出来。他早年的生活，用他现在的话说，是与“政治绝缘”的[1]。正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多数美国家庭一样，20世纪50年代，斯托曼一家试图重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份宁静、安逸的正常生活。

“理查德的父亲和我虽然都是民主党人，可我们觉得那段时间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李普曼回忆着当年和理查德・斯托曼的父亲住在纽约市皇后区的日子，“我们当时并没有参与太多的当地或者全国的政治活动。”

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期，李普曼的离异打破了这一切。她要重新搬回纽约市曼哈顿区，这不仅仅是改个住址，更意味着一份全新的独立生活的开始，更意味着重回喧嚣的大都市生活。

“关于政治活动，我最初的体验是在离婚期间。当时我走进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却发现关于离婚的只有一本。那里当时被天主教严格控制着，至少在我们住的阿母赫斯特区是这样的。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周围的各种权威力量悄悄地控制着。”李普曼说。

重回童年居住过的纽约市曼哈顿上西城，李普曼被周围的变化震惊了。十五年前，她离家去亨特学院读书。如今，由于战后住房资源紧张，当地居民对高楼有大量需求。为了建高楼，几个街区成了一个政治决斗场。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人，主要是政客和商人，他们希望把这一片拆迁扩建，以应付越来越多的白领移居到这里；另一派人，主要是来自爱尔兰或波多黎各的房客，他们都不富裕，所幸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便宜舒适的住房。他们不想请来白领租户，因为那样会抬高当地房价和租金。

一开始，李普曼不知道站到哪一边。作为一个新来的住户，她觉得的确有必要扩建。可作为一个拿着微薄收入的单身母亲，她和那些房客有着一样的忧虑，觉得周围越来越多的项目都是为有钱人开发的。心中忿忿不平，李普曼开始寻找机会，来和庞大的政治机器做斗争，避免让政客把上西城变成上东城那样，只供有钱人吃喝玩乐。

李普曼第一次去民主党总部是在1958年。当时，她希望为儿子找个日托所，以便在自己工作的时候，有人照顾他。在本市的低收入人员帮助中心里，她一下子被那里的环境吓到了。“我就记得当时那股酸臭的坏牛奶味儿，黑洞洞的走廊，还有那么一丁点的救助物资。我以前是护士学校的老师，是个爱干净的人。护士学校的环境和这个帮助中心的反差太大了。我们看了一眼帮助中心里日托所的房间，就立马走人了——环境实在太让人恶心。”

这次造访民主党总部，让李普曼很失望。“大家说的一点也没错乌烟瘴气，不是个干净地方，”李普曼说，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大家之所以看不起穷人，甚至仇视他们，党内腐败也许才是一切症结所在。李普曼没有再踏入民主党总部一步。她看到当地众多俱乐部都志在促进民主党的党内改革。李普曼加入了其中的一个俱乐部：伍德罗・威尔逊/FDR民主党改革俱乐部，从此与坦慕尼协会余党作斗争[2]李普曼开始出现在俱乐部内部的例行会议中和市政委员会的会议上，以此，她取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李普曼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对抗以卡米思・德・萨皮奥Carmine De Sapio）为首的坦慕尼协会和它的追随者[3]。我是市政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委员。主要提议修建更多廉价住房，反对单纯修建舒适豪宅。”

这种参与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更大的政治活动。1965年，李普曼已经开始公开支持一些民主党的议会候选人，比如威廉・菲茨・赖安（William Fitts Ryan），他在各个民主党改革俱乐部的帮助下进入议会，并成为当时第一批反对越南战争的议员。

不久之后，李普曼也开始公开反对美国涉足越南战争问题。“自从肯尼迪政府把军队送去越南，我就一直反对越南战争。从一开始，我就阅读各种来自前线的报道文章。很多文章都预测美国政府会因此深陷泥潭，我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这种反战之声充斥在这个家庭里。1967年，李普曼再婚。她的新任丈夫莫里斯・李普曼是一名空军少校，越南战争开始他辞职以示反战。莫里斯的儿子，李普曼的继子，安德鲁・李普曼（Andrew Lippman）当时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他暂时还可以申请延期入伍。可随着战事升级，战争时间一久，入伍时间到期，他还是要去服役。当战事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斯托曼虽然年纪还小，可也不得不考虑入伍的问题。他要么选择去越南参战，要么选择到加拿大避开兵役。

李普曼说：“越南问题成了家里的重点，我们总是不停地讨论它——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我们怎么办？要是理查德或者安德鲁收到征兵令怎么办。我们全家都反对这征兵令，更反对这场战争。我们从心里觉得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

对于理查德・斯托曼来说，越南战争给他带来的情感是复杂的：恐惧、不解，以及最终给他带来的一种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感受。斯托曼如此地厌恶权威，他甚至无法忍受私立学校的威权制度。别说参军，哪怕就只让他想想军队里的训练，都会令他不寒而栗。

“我当时被吓坏了。可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该怎么做。更没胆量去上街参加游行。”斯托曼如是说。1971年，政府最终取消了学生延期入伍的政策。抽签征兵[4]的结果让他很是担心：他3月18日的生日，征兵顺序中比较靠前。“我很难想象要移民到加拿大或者瑞典。要一个人离开过日子，我当时可不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对自己在生活自理方面的能力非常不自信。”

斯托曼说，他至今依然感慨家人在公开场合的反战行为。他记得父亲车上有一个车贴，把美莱村屠杀[5]比作纳粹的大屠杀。这个车贴是父亲亲自制作的，他还做了很多这样的车贴，分发给大家。斯托曼很受父亲情绪的鼓舞，他说：“我很崇拜他这么做，”斯托曼坦言，“可我没想过自己能做什么。当时我很害怕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被征兵令毁了。”

然而，斯托曼也逐渐开始不喜欢反战运动的方向和调调。正如其他科学之星计划的学生一样，斯托曼每周末都会看到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群众[6]。最终，斯托曼形容说，各种非理智力量把反战运动变得与各种其他青年人的非理智活动一样可怕。一瞬间，那个年级的姑娘们都不再崇拜披头士，改去崇拜各路反战领袖，如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杰里・鲁宾（Jerry Rubin）。理查德・斯托曼，这个中学生里的异类，面对各种流行趋势已然有些应接不暇了，如今又来了“要做爱不作战”这种花哨口号，实在让他觉得甚是沮丧。他显然不喜欢战争，至少不喜欢这次在东南亚的战争。可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有会有个姑娘愿意与他一起共度春宵。

“我并不喜欢这种反抗文化，”斯托曼坦言，“我不喜欢他们的音乐，不喜欢毒品。我非常害怕毒品。我更厌恶他们那套反理性反知识的论调，厌恶他们对各种技术的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我还是喜欢计算机的。我还经常遇到各种没头脑的反美意见，这也让我很反感。有些人的头脑真的太过简单了，他们觉得如果要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就意味着支持越南北方政权。他们就天真到想不出另外一种可能。”

这样的评论也许是在为斯托曼当时的怯懦找到些借口，但也标志着斯托曼自己政治思想的逐步成熟。对于他来说，政治上的信心和自信心成正比。到了1970年，斯托曼已经在数学和科学以外的一些领域里树立起了自信。当然，有在数学方面的信心和能力作为基础，让斯托曼可以从纯逻辑的角度分析越南战争。这种分析最终带来的结论让斯托曼觉得，尽管反对越南战争，但不可否认，战争在维护自由和捍卫正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斯托曼也不想让自己在同龄人里过分特立独行，于是他关于战争的这些分析，也就一直留在自己肚子里了。

1970年，斯托曼离开了家，离开了每晚家中餐桌上的越南战争和政治讨论，去了哈佛大学。他回忆，从曼哈顿母亲的公寓，转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宿舍，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逃离”。可同龄人来看，他的这次大逃离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解放。

“他在哈佛的第一年很痛苦，”丹・柴斯——另外一位去了哈佛大学的科学之星的学生，回忆道，“简单的人际交往对于斯托曼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可这种交往在哈佛又是无法避免的。哈佛校园就是个大社交场。”

为了让这种过渡更顺畅，理查德・斯托曼重新埋头在自己的老伙伴中间：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很多科学之星计划的成员一道，斯托曼轻松通过数学55的课前考试，获得了选修数学55的资格。所谓数学55，是哈佛大学一门数学类课程的官方编号。它专门为未来数学家设计，以难度大而闻名全校。在这门课上，科学之星的成员凑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是数学党的，”柴斯笑道，“跟科学之星比，哈佛不在话下。”

可要修成正果，斯托曼、柴斯和其他科学之星成员，必须要通过数学55。这个课程把本该四年学完的数学知识，全部放在两个学期里。只有真正肯下工夫的人，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那真是门让人神往的课，”戴维・哈伯特（David Harbater）曾是这门课上“数学党”的成员，如今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教授，他回忆道，“很保守地说，几乎没有几个给大学新生设计的课程能这么难、这么深，课业量也很少有这么大的。我经常给人这么形容这门课的难度——第二个学期，我们已经开始讲巴拿赫空间的微分几何了。一般人听了肯定瞪大眼睛，因为绝大多数人到了研究生第二年才开始说点巴拿赫空间的东西。”

那年，这门课刚开始有75个学生，到第二学期结束，就只有20个学生还在坚持[7]。戴维・哈伯特说：“这20个学生当中，只有10个人真正听懂了课上讲的是什么。这10个人里，8个人后来做了数学教授，另外有一个做了物理教授。”

“最后那一个，”戴维・哈伯特强调，“就是理查德・斯托曼。”

赛思・布莱德巴特也是数学55课上的学生，他记得当时斯托曼就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遇到一些事，他总是特别能坚持。当时，我们经常用一种错误的方法来解题。每次我们要定义一个函数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定义一个函数，然后证明这个函数是良构的。这么做本身是用错了术语。斯托曼第一次也犯了这个错。可后来，他都是先定义一个关系，然后证明这个关系是一个函数。其实证明的过程都一样，但他用了正确的符号和术语。而其他没有一个人这么做。他就是这么个人。”

数学55的课堂上，斯托曼又一次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布莱德巴特早早就承认了这一点。而柴斯好胜的个性则很难让他服输，但到了第二年，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斯托曼也许是整个课堂中最优秀的数学家。如今，柴斯已是亨特学院数学系的教授，他回忆道：“在一堂实分析的课上，斯托曼想出了一个关于复测度的证明，那个证明实际上是借鉴了变分法里的一些技巧。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能自己想出来，并用这么漂亮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柴斯坦言：眼看着斯托曼在黑板上写下解答，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学时候，柴斯也被认为是班上的数学明星。而如今见识了斯托曼之后，让他觉得自己竟然如此渺小。几年之后，柴斯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自己在数学方面虽有过人之处，但也算不得顶尖高手。回想起来，在斯托曼大二时，柴斯就已经从斯托曼的那次证明中隐约意识到自己的位置。

“这恐怕就是数学之美吧，”柴斯说：“你不必需要成为一流的数学家，就可以欣赏数学天才的作品。我就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地方。我算不上一流的数学家。如果斯托曼当初选择做数学家的话，他肯定会是一流的。”

有得就必然有失，斯托曼在课堂上的得意，换不来社交上的成功。其他数学党的成员一般都会凑在一起讨论数学55的作业，而斯托曼则自己一个人应付作业题。住宿问题上斯托曼也坚持如此。在哈佛大学住宿申请的表格上，斯托曼清晰地说出了自己对室友的要求：“我说我希望能有个几乎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的室友。”宿舍管理部门这次倒是难得如此识相，竟然接受了斯托曼的要求，在他入学的第一年，给他安排了一个单人间。

布莱德巴特是数学党成员中，唯一一个在大一期间和斯托曼同住一个宿舍楼的。他回忆，斯托曼当时的确慢慢地学着如何和别人沟通交往。他记得，当时其他几个宿舍的学生，都被斯托曼严密的逻辑分析能力感染，都喜欢跟他凑在宿舍楼的大厅或者餐厅里谈天说地。

布莱德巴特说：“我们凑一起经常会扯上一些异想天开的事情，比如如何解决各种世界问题，或者某种东西如果成真了会怎么样。好比说，有人发明了一种长生不老药会如何，你该怎么办？这东西的政治影响会是什么？如果说每人都吃了这个药，最后谁都不会老，最后人越来越多，到头来还是会因为资源困乏，大家都得死掉。老是不会老了，但终究也会死。可如果限制发布这个药，好比说，只有现在活着的人能拿到这个药，新生儿不能吃长生不老药，那最后世界上就会被分出一批下等人。斯托曼总能比大家更早看出各种决策的优劣。”

斯托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讨论：“我总是对长生不老的话题感兴趣。我很惊讶，不少人觉得长生不老并非什么好事情。我们要是能看到200年之后，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会如何？”

尽管众人已经公认，斯托曼会是个一流数学家，也是个非正式的辩论能手，可他自己却一直避免参加各种有明确排名或分界线的竞赛。布莱德巴特清晰地记得，斯托曼大一的时候，大家眼看着他回避参加帕特南竞赛（Putnam Competition）。帕特南竞赛是专门针对美国和加拿大数学系本科生的竞赛。参赛者借此可以知道自己的数学水平，更重要的，比赛的结果经常被各大院校当作选拔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依据。按照学生中间的流言来看，如果拿到好成绩，就可以去任何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或博士，而且是免学费，全额奖学金。当然，这也包括哈佛大学。

和数学55一样，帕特南竞赛也是个残酷的竞技场。两场考试，一共六个小时。这比赛是铁了心要把学生分出三六九等。布莱德巴特，这位参加了科学之星计划，也上了数学55的学生，依然觉得这个竞赛是他参加过的最难的考试。“就跟你这么说吧，满分120，我第一年的时候分数是30多分。就这分数，我还能排上第101名。”

可让人吃惊的是，斯托曼——这位全班数学最好的学生，竟然不参加这个比赛。布莱德巴特记得当时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几个人把斯托曼围在墙角，让他解释为什么不参加。“他说他怕做得不好。”布莱德巴特回忆。

一听这话，布莱德巴特和其他几个学生迅速写下了几个帕特南竞赛的题目，扔给斯托曼，让他做。“他全都做对了。我当时就觉得，所谓‘做得不好’，对他来说也许就是拿个亚军，或者做错一道题。”

斯托曼对这个事情的记忆则略有出入。“我确实记得他们给我题目了，可我好像记得我就做出来一道，反正肯定没全做对。”无论如何，斯托曼承认，正如布莱德巴特说的，他当时的确是出于害怕才不参加这竞赛的。斯托曼只是在班上指出同学或者老师的错误。但他却不喜欢，甚至害怕参加任何正面竞争。结果，他就总是避开类似的比赛。

斯托曼说：“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喜欢下棋。每次我下棋的时候，我都害怕那种一步走错，满盘皆输的情况。而这种恐惧，最后总是成真。”

究竟是不是因为这种恐惧，才让斯托曼没能成为数学家，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大一结束的时候，斯托曼已经有了新的兴趣：编程。这兴趣从斯托曼中学的时候就逐渐形成，但潜伏了很久，最终在大一后期成为了他的一个主要兴趣，让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其他数学系的学生都靠选修艺术类和历史课来放松，斯托曼则跑去机房缓解压力。

当年第一次在IBM纽约科学中心编程的经历，诱使着斯托曼去了解更多。他说：“在哈佛学习快一年的时候，我开始跑去哈佛的几个计算机实验室，看看他们那里有什么新东西。刚到那里，我就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一份使用手册。”

把这些使用手册拿回家，斯托曼开始仔细阅读，比较各个机器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并且，他写了一个测试程序，这样可以在把手册还回去的同时上机测试一下。在那个时候，尽管很多实验室并不允许随便让一个陌生的小孩子在他们的电脑上操作，不过对于斯托曼这样才华横溢的孩子，他们还是同意让他尝试运行自己的程序。

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斯托曼有天听说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个特殊的实验室。那个实验室就在校区旁边的技术广场大厦九层。传说，这个实验室是专门为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而设立，里面有各种高级计算机和软件。

斯托曼被这一切吸引住了，决定亲自前往一探究竟。

从哈佛大学到那里并不远，走路大概三公里，坐地铁只要十分钟。可等到了那里，斯托曼才发现，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简直就像两个世界。麻省理工学院里真可说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各个建筑纠缠在一起；相比之下，哈佛大学则显得明快宽敞。两所大学，一张一弛，一阴一阳。这不仅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在校风学风上也是如此。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多是中学里的怪才，他们好开玩笑，喜欢恶作剧；而哈佛大学的学生更多是家有深厚背景的孩子，或是从小就有政治抱负的青年。

这种学校风格同样延伸到计算机实验室中。与哈佛的各个计算机实验室不同，麻省理工大学的这个人工智能实验室，没有门卫；没有拿着小本子，记下等候使用终端的人，给他们排队的人；也没有贴着“严禁触摸”标识的那种氛围。到了那里，斯托曼就看到了几个空着没人用的终端，和几个机械臂，提醒着人们这里正在做着人工智能方面的试验。

传言中说，人工智能实验室里的计算机对外开放，随便谁都可以坐到终端前摆弄计算机。不过，斯托曼还是觉得按照原计划行事比较妥当。斯托曼找到一位在这里上班的雇员，问他能不能送自己一份使用手册。斯托曼回忆：“那人说他手头确实有几份闲置的手册，可好多东西都没写在手册里。怎么说，他们也是黑客。”

在对方的帮助下，斯托曼最终得到了一份比手册更好的东西：一个在实验室的工作职位[8]。他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在PDP-10上写一个PDP-11的模拟器。于是，他第二周又来到人工智能实验室，找了个终端，开始写代码。

回想起来，斯托曼觉得，人工智能实验室把一份工作“随便”扔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校学生这件事，并没什么不妥。“当年都是这样，如今也是如此。我见一个人，他要是很优秀，我就雇他。等什么呢？很多刻板的人喜欢在每件事上都安插各种官僚流程。这实在太愚蠢了。要是一个人真的很优秀，他就不会花时间准备各种冗长拖沓的面试。他应该踏踏实实坐电脑前头写代码。”

要想了解什么是“刻板”和“官僚流程”，斯托曼说只要去哈佛的计算机实验室看看就行了。在那里，使用终端的先后顺序，是按照年级排序的。作为一个本科生，斯托曼经常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用上计算机。等待本身并不是件难事，但却是个很无聊的事情。尤其是明明知道，在各个教授的办公室里都有一个能用的计算机终端，可每间办公室的房门都是紧锁的，却只能在那里按部就班地等着用那几台公共终端。在斯托曼看来，这实在暴殄天物。尽管他后来也会偶尔去哈佛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但他显然更喜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平等环境。他说：“在那里总算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了。人工智能实验室里，人们更关心手头的工作，而不是各自的地位状态。”

斯托曼很快了解到，人工智能实验室这种先到先用的原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当年一批警觉的小团体。其中很多人，都参与了当年国防部资助的MAC项目（Project MAC）。在这个项目里，他们开发了第一个分时操作系统。而这个小团体中的有些人，如今已经在世界计算机史册上留了名。包括实验室中的Lisp专家理查德・格林布拉特（Richard Greenblatt），他设计了国际象棋程序 MacHack，让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关于人工智能的观点受到重创[9]；还有著名的杰拉尔德・萨斯曼（Gerald Sussman），他曾设计HACKER这个程序，利用机器人解决堆垛问题；也有著名的数学怪才比尔・高斯伯（Bill Gosper），他当年发现了生命游戏（LIFE game）中的模式并因此获奖[10]。

这批小团体里的人把自己称作“黑客”。当然，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把斯托曼归类为“黑客”。在成为“黑客”的过程中，斯托曼被逐渐地引进黑客文化的小圈子里。这群人，会痴迷于不断挖掘计算机的极限。他们遇到挑战，可以一连36个小时坐在终端显示器前面工作。最重要的，他们对计算机和各种相关信息都有无尽的需求。他们会公开大谈如何用计算机和软件改变世界。斯托曼也逐渐学到，黑客们会本能地蔑视任何阻止他们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障碍和困难。这些障碍之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低劣的软件，二是各种学术官僚主义，三是自私自利的行为。

斯托曼在这里学到的东西里，还包括黑客们解决问题的各种新颖技巧和相关的轶事。这其中，就包括黑客们如何打开教授们紧锁的办公室门，“解放”被囚禁的计算机终端。哈佛大学的计算机终端每天都被娇生惯养；相比之下，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更了解如何应付有限的终端资源。要是哪位教授，把某个终端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夜，黑客们就会想法把终端重新搞到手。之后，还会大摇大摆走到教授面前，劝诫他不要如此对待实验室的同僚。黑客们的做法多种多样，有些人会直接撬锁，他们自称这是“黑”锁术；有些人则会把天花板打开，爬到天花板上面，从天花板和房顶中间的通风空隙中爬入教授的办公室；在大厦的第九层，地板和楼层地面中间有空隙，本来是用于铺设机房的电线，而黑客们则会撬开地板，从下面溜进办公室。斯托曼说：“我当初还看到过一架手推车，上面放着一个实心的圆柱形金属，这东西后来就曾用来撞开办公室的门[11]。”

这些方法明目张胆，它们在明确地传达着黑客的理念。虽然在人数上，黑客们处于劣势，但黑客的文化在不断追求、不断进步的计算机领域还是占了上风。这些黑客，很多是实验室的成员，或者是学生。实验室计算机上的有些硬件就是他们设计的；而几乎所有的软件，都是这些黑客写的。他们不仅创造了整个系统，还维护着这个系统的运行。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他们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压抑。他们会根据其他用户的需求写程序，也会同时维护着自己的个人项目。有时候，这些个人项目会越来越庞大，甚至影响深远。黑客们每天为计算机系统增砖添瓦，并以此为乐。

这种工作的结果之一，就是运行在实验室核心的PDP-10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它被称作ITS，全称是“不相容分时系统（Incompatible Time Sharing system）”。这个系统从头到脚都体现着黑客的文化。它的诞生，本来是用来抗议MAC项目的操作系统：CTSS，即“兼容型分时系统”（Compatible Time Sharing System）。这种抗议从名字中的“非兼容型”几个字上就能看出来。当时，黑客们觉得CTSS的很多设计太过严苛，因为它限制了程序员改进现有程序的行为。沿袭着黑客们一贯以来的作风，设计ITS的决定本身就是政治上正确的。CTSS本身是为IBM 7094设计的，ITS则是为PDP-6设计。为了让黑客们更好地写出自己的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管理员保证可以让黑客们使用PDP-6计算机。在分封制度盛行的学术圈，这策略确实奏效。虽然PDP-6以前是和其他几个系共用的，可最终还是归了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12]。

尽管ITS会吓跑一些门外汉，但它却比其他商业操作系统提早几年实现了很多特性，甚至有些特性是今天很多商业操作系统都没有提供的。这包括多任务系统、在线调试任何运行中的程序、全屏编辑等。斯托曼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黑客们终于利用ITS和这台PDP-6做基础，正式宣告自己独立于MAC项目[13]。

斯托曼回忆：“ITS内部有一套非常优雅的机制，可以让一个程序实时监测另一个运行中的程序。你可以获得另外某个程序的各种信息，内容清晰，接口明确。”

通过使用这个功能，斯托曼得以深入研究其他黑客所编写的程序是如何在计算机上工作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允许一个程序暂停另一个程序，让那个程序停在指定的两个指令之间。在别的操作系统里，类似的功能只能让程序停留在某个系统调用中，把程序停在这个状态，会有很多内部隐藏状态用户都看不到。而在ITS里，这一功能则可以保证一条指令一条指令地监视另一个程序运行，并且能做到停顿之后，一样能继续运行。

斯托曼说：“如果你说，‘把这个任务暂停’，那它肯定会停在用户态。而且会停在两条用户态的指令中间。任何运行过程中的变量状态，都会保留。你再说，‘继续跑它’，它就真的会继续跑下去，不会因为暂停而搞乱程序，导致前后不一致。还不止如此，你还能把某个变量或者某个状态给修改了。让它继续跑，然后再把它改回去，这程序就能和当初一样。所有状态都是用户可见的，没有什么隐藏状态。”

到了1970年年底，斯托曼每周都会定期跑去人工智能实验室。周一到周四，斯托曼会待在哈佛大学。一到了周五下午，他就坐上地铁，直奔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度过整个周末。他一般会在晚饭时间赶到，然后约上五六个黑客，一起去吃中餐。他们跳进一辆旧车上，穿过哈佛大桥，直奔波士顿。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他们凑在一起就开始谈天说地。话题从ITS系统，一直到汉语和象形文字的内在逻辑。晚饭结束，这群人再回到麻省理工，写代码一直到天亮。

作为一个中学时期很少有社交活动的宅男，如今和这么多跟自己类似的人混在一起，确实让斯托曼甚是陶醉。他们这些人都对计算机感兴趣，都喜欢科幻小说，喜欢吃中餐。“我记得很多次，我们从唐人街回来，在车上看日出，”十五年后，在瑞典皇家技术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上，斯托曼回想当年，一切依旧历历在目，“欣赏日出真的是个很享受的事情。那是一天之中最平静的时刻。也是一天之中上床睡觉的好时候。倘若这时候徒步走回家，伴着几缕阳光，耳畔回响着鸟鸣，再想想你整整一夜完成的工作，你会有种由内而外的舒适和满足感[14]。”

斯托曼和这群黑客呆得越来越久，他也逐渐开始了解和接纳黑客们的世界观。曾经他坚持个人自由，如今，在这基础之上，又注入了公共责任的概念。当其他人违反了这种公共准则，斯托曼会毫不留情地当面指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年，斯托曼也曾想办法打开教授办公室的门，拿回属于实验室的计算机终端。作为一个黑客，斯托曼也贡献了自己的开门技巧。以前大家一直用着一个开门的方法，据说是格林布拉特最先使用的。这个方法要求用到一条硬的电线，把这条电线折几个弯，从一盒磁带里抽出磁条，拴在弯过的电线一头，再把磁条做成一个绳套。开门的时候，先从门下的缝隙里把带磁条一头的电线躺着穿过门缝，等电线和磁条都进了门，再把电线立起来。来回晃几下电线，直到磁条做的绳套能套在门把手上。一旦套紧，黑客就可以把电线往后拉，这样，门就从里面被打开了。

当斯托曼自己亲自尝试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发现这法子操作起来难度不小。要让磁条套上门把手，可是个体力活。而之前要怎么把电线折出几个弯，也是有学问的。为此，斯托曼开始另寻他法：他开始的想法是把天花板上的板子移开，然后爬进天花板和房顶中间的通风空隙中。爬到办公室上方，跳到桌子上，一切就大功告成了。这法子一直都行得通，可这一路总会沾上一身让人痒痒的玻璃纤维。斯托曼开始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到，如果不把电线从门下缝隙滑过去，而是从天花板上悬下去开门，会不会可以呢？

斯托曼自己开始尝试。他并没有用电线，而是把一盒磁带里的磁条拿出来，拿着两端，向下悬成一个U形，把磁条有黏性的部分朝上。移开天花板上的两块板子，站到高处，把U形的磁条从通风道甩到房间里。磁条会从天花板上垂下去，晃悠几下，把U形磁条套在门把手上。接着把磁条往上一拉，门就顺势打开了。就这样，斯托曼又为黑客开门技巧做了贡献。

“有时候，门锁打开后你还得踹两脚才能把门弄开，”斯托曼回忆起这个方法的一点瑕疵，“拉磁条的时候你得小心点，一般是站在一把椅子上，下面还要再垫个桌子。这时候保持平衡就很重要。”

这些活动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斯托曼期望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实干精神，让斯托曼打破了中学以来的沉默。打开办公室的门和上街游行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效率的角度分析，与游行比起来，它快速有效，能直接解决问题。

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一年，斯托曼把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那套古灵精怪的行事理念用到了哈佛的校园里。

“他跟你说那条蛇了吗？”他母亲在一次采访中突然问起，“他还有他宿舍那边的几个人一起，把一条蛇拿去参加了学生会选举。而且，最后那条蛇还拿到不少选票。”

问起这条蛇的故事，斯托曼澄清了几点事实。根据斯托曼的回忆，那条蛇实际是拿去参加了卡瑞尔楼的学生干部竞选。那是斯托曼住的宿舍楼，并非全校范围内的学生竞选。斯托曼的确记得当时那条蛇拿到了不少选票，但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蛇的姓和它主人一样。“人们也许以为是给这条蛇的主人在投票，”斯托曼说，“我们的选举海报上写那条蛇是个很有‘潜力’的候选人。因为竞选开始前几周，它刚刚‘潜’到通风口里，我们好几个人竭尽全力也没能找到它。”

除了让蛇参加选举，斯托曼在竞选方面还开过很多玩笑。在另一次选举中，斯托曼和几个朋友还提名了楼管的三岁儿子。“给他选举时候提出的政治纲领，就是七岁强制退休。”不过，斯托曼的这些恶作剧与麻省理工学院里的选举恶作剧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最成功的一次选举恶作剧，是提名一只名叫伍德斯托克的猫参加全校学生委员会的选举。最后，这只猫得到的选票比许多候选人的选票都多。“他们最后也没有宣布伍德斯托克到底得了多少票。他们把这些选票当作了废票。可选举结果一出，大家看到了一大堆的废票，从废票的数量上看，伍德斯托克应该是可以赢得这次选举了。几年之后，据说伍德斯托克在马路上被一辆车压死了，”斯托曼如此回忆道，他说他当年和伍德斯托克的选举没有一点关系，“可我很崇拜这事[15]。”

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斯托曼的政治活动更加积极，产生的矛盾也更尖锐。在20世纪70年代，学校的一些教授和管理员一度发出通知，说即将停止在实验室的计算机上运行ITS，也将停止支持很多黑客们喜欢的设计。到了70年代中期，一些教授开始对文件的安全保护提出要求，要求他们能够控制哪些用户才能访问自己的文件。可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这些黑客们，还是坚持要维护一个没有控制的系统。

斯托曼对这些安全控制特性从道德和实践上给予了否定。从道德上说，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这个圈子里，大家都有着开放和信任的传统。从实践上看，ITS系统本身也是为了开发和协作而设计的，并非要控制哪些用户。任何与这初衷相违背的特性都需要额外的精力来开发维护，完全没有必要。

“设计ITS的黑客们认为，文件访问控制这个特性是为自私的系统管理员设计的。这样，他们这些管理员就可以凌驾在任何用户之上，”斯托曼事后解释，“黑客们可不希望有谁被任何人控制约束，所以他们不会实现这样的功能。这么做的结果是，一旦系统出了毛病，任何人都能赶在第一时间修复它[16]。”

这种警觉，让黑客们得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营造出一个没有管制的世界。可在旁边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里，对安全敏感的教授们则取得了胜利。动态建模组最先在1977年在系统中使用了密码登录。又一次，斯托曼挺身而出，纠正了这种自己看来“不道德”的行为。他先获得了密码登录系统代码的访问权限，然后写了一个程序，破解已经加密存储的密码。然后，他开始给系统上的每个用户发邮件，劝说他们放弃使用密码。这封邮件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看到你用“starfish”做密码了，我建议你把密码直接改成“回车”，我用的就是这个密码。这密码简单好记，而且可以让你忘了密码和安全这些繁杂琐事[17]。

所谓用“回车”做密码，就等同于没有密码。这个密码让其他用户也可以访问自己的账号。这和以前没有密码的日子没什么分别。这就是斯托曼和黑客们要表达的：他们拒绝任何光鲜亮美的枷锁，他们会嘲弄任何企图使用枷锁的想法。他们认为学院的计算机，甚至包括计算机里的文件都应该是公有的，而不是属于任何个人的财产。斯托曼在一次为1984年出版的《黑客》一书的采访中，很骄傲地提到：当年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里，有五分之一的人换了“回车”做密码[18]。

斯托曼的这种反密码抗议，以及各种拒绝安全保护的行为，最终还是要失败的。20世纪80年代起，哪怕是人工智能实验室，也开始支持密码登录系统。可即便如此，斯托曼的行为标志着他个人政治思维成熟的里程碑。斯托曼迈出了一大步。当年他还是怯懦的中学生时，哪怕遇到决定生死的大事，他也不敢上街公开反对。如今，他成为了一名活跃人士，把各种嘻笑怒骂当作家常便饭。

反对计算机安全这事体现了斯托曼早年性格中的几个关键特质：对知识如饥似渴，对权威厌恶嘲弄；可又烦恼于别人对自己的各种偏见不解，被一些人看作异类。这些也正反映出了未来主导他行动的道德基础：对集体的责任感和信任；还有遇到问题，直接行动的黑客精神。用软件界的行话来说，反密码抗议行动体现的正是斯托曼1.0版。虽然有些地方还很不完善，但大部分已经成熟。

斯托曼自己则不太赞成把他这样的早年的黑客经历强调得太多。他说：“早年间，很多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当时那么多人最后选择了不用密码，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很多人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只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活跃。”

不过，斯托曼依旧很感激人工智能实验室氛围唤醒了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潜质。曾经还是少年的时候，斯托曼目睹了很多政治事件，他很难想象自己能做出什么有影响的事情。如今虽只过弱冠之年，他却已经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指手划脚，自信地为整个社区负责，也为个人自由出头。他说：“我加入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的文化非常强调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好事，可花了很长的时间后，我才觉得这是一种道德责任。”

斯托曼不仅在人工智能实验室获得了黑客们的尊重。在哈佛的第一年，斯托曼参加了一个世界民间舞蹈小组。这个小组刚刚在卡瑞尔宿舍楼成立。斯托曼一开始也没打算加入，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跳舞。可他朋友却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后来他真的去试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仅很擅长跳舞，而且很享受其中的乐趣。这个无心之举最后竟然发展成了他的另一大爱好。这也给了他不少和女孩子搭讪的机会，可惜在大学期间，每次搭讪都没能换来单独的约会。跳舞让斯托曼明白自己不再是那个手脚不协调，不会玩橄榄球的10岁少年了。他由此变得更加自信、灵活、有活力。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斯托曼走得更远了：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民间舞蹈表演队。他穿着巴尔干半岛的传统服饰，在观众面前表演舞蹈。这让他甚是陶醉。舞台上面对观众的经历，也为他日后在各种公共场合中演讲打下了基础。

尽管跳舞和写代码没能使他的社交能力提高多少，可刚到哈佛时给人的那种疏远不自然的感觉却从此烟消云散。1977年，在一次科幻小说聚会上，他看到了南希徽章制作机，你可以随便写点格言座右铭什么的，把它制作成徽章。斯托曼很兴奋，他当场制作了一个徽章，上面写着“弹劾上帝”。

在斯托曼看来，所谓“弹劾上帝”可以从很多层面上来解释。作为一个从小就坚持无神论的人，斯托曼把“弹劾上帝”看作是信仰争论的另一种角度。“那时候，很多人都在讨论上帝究竟是不是存在。‘弹劾上帝’四个字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角度。如果说，咱们这位上帝能耐这么大，大到可以创造整个世界，可却把这个世界中的问题扔在那里，不闻不问，那我们何必要膜拜这么一个上帝呢？这样的上帝难道不该放到法庭上审讯一番吗？”

另一方面，“弹劾上帝”也影射了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它把尼克松比作暴虐的天神。水门事件对斯托曼的影响很深。斯托曼从小就厌恶权威。如今长大成人，这份厌恶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黑客精神影响下，更加牢固。黑客们看来，水门事件好似莎士比亚剧一般，诠释着上层权力斗争如何戏虐无权的人。它恰似一幅缩影，展现着人们如何出于安全和方便的考虑，放弃自由和开放。

戴上徽章，斯托曼自信满满。好奇的路人倘若问上一句，必然换来一篇准备已久的长篇大论：“我乃耶和华，从天而来，替天行道。除忧治病，铲逆为公。我眼中所见之事，并非肉眼凡胎所能看；我心中所思之物，也非莽夫俗子所能解。神谕无价，安全第一，行道之法，乃是天机，万万不可泄露。尔等世人，尽管加信于我，毋疑毋问，顺天听命。旦有不从，即为妖孽，从此名姓入簿，打入非常之所，不得入三界，列五行。妖孽之地，行严法，加重税，世代如此，不得翻案[19]。”

如果只是觉得这段话是对水门事件的恶搞，就只听懂了一半。另外一半，恐怕只有那群黑客的同类能听懂。百年之前，阿克顿男爵（Lord Acton）曾经发出警告：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很多美国人，恐怕忘了这个警告的前半部分：权力本身导致腐败。斯托曼并没有直接列举各种腐败案例，他直指过分信任权力，从而酿成腐败的整个社会。

斯托曼回忆起徽章的事情，说：“我觉得，为什么把讨论就停留在这里了？如果仅仅看到水门这一桩事件，你也许只是不再信任尼克松和他的幕僚。可明天你也许就又开始信任尼克柏、尼克树，你依旧信任权力。我对待这些掌权者都是一个态度——倘若他滥用权力，就活该在哪天被剥夺权力。”[20]

注　释

[1].参见迈克尔・格劳斯的采访：《理查德・斯托曼：中学校园里的怪才，自由软件界的旗手，麦克阿瑟奖获得者》（1999年）。

[2].译注：坦慕尼协会曾是纽约市民主党的政治机器。曾一度控制了曼哈顿一带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20世纪30年代因操纵选票丑闻而一蹶不振。但在50年代又有起色，60年代左右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3].卡米思・德・萨皮奥曾是坦慕尼协会的第一个意大利裔主席。关于他和纽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格局，参见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的文章《擒虎：卡米思・德・萨皮奥，和坦慕尼协会的最后时光》，《纽约事务》（1975年）：3：1。

[4].译注：抽签征兵，1969年～1975年期间，美国实行的一种征兵制度。根据生日，在适龄青年男性中，随机分配征兵顺序。顺序在前的人将最先收到征兵令。

[5].译注：美莱村屠杀，1968年3月16日，美军因怀疑村民掩护越共逃亡，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展开了屠杀。

[6].柴斯（Chess）是哥伦比亚科学之星计划的另一个学生。他把当时的抗议游行形容为“背景噪声”。“我们都关心政治。可科学之星计划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我们从没有翘课去游行。”

[7].译注：美国大学允许学生在学期开始之前选课，上过几周，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放弃这门课。因此，一个课程在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上，但到了学期结束只有一部分人坚持选下了这门课，拿到成绩。

[8].译注：美国学生一般会在校内或校外找些工作，一方面可以积累经验，但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可以挣钱交学费。

[9].译注：休伯特・德莱弗斯，美国哲学家。曾在1965年断言，计算机下国际象棋不可能战胜一个十岁孩子。参见他的论文Alche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0].参见史蒂芬・李维（Steven Levy），《黑客》（1984年，美国企鹅出版社），第144页。史蒂芬用了五页内容来描述高斯伯如何迷恋生命游戏。生命游戏是英国数学家约翰・康威（John Conway）建立的数学模型。强烈建议读一下《黑客》一书，可以作为本书的补充读物。

[11].杰拉尔德・萨斯曼，他既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同时是人工智能实验室里的一名黑客。他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斯托曼还没来。根据他的回忆，当时黑客们根本没有破门进入教授的办公室。

[12].原谅我草草地带过了ITS的历史。这个操作系统至今依然被很多黑客视为黑客文化的缩影。关于这个操作系统的更多历史，参见西姆森・加芬史尔（Simon Garfinkel）的书《信息社会的建筑师：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验室的 35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9年）。

[13].原谅我草草地带过了ITS的历史。这个操作系统至今依然被很多黑客视为黑客文化的缩影。关于这个操作系统的更多历史，参见西姆森・加芬史尔（Simon Garfinkel）的书《信息社会的建筑师：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验室的35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9年）。

[14].参见理查德・斯托曼在瑞典皇家技术研究所的演讲（1986年10月30日）：http://www.gnu.org/philosophy/stallman-kth.html。

[15].本书最后一审期间，斯托曼发来邮件说，他从哈佛大学也得到了很多政治上的鼓舞。斯托曼说：“我在大一的时候，修了中国历史这门课。读了很多关于反对秦朝暴政的故事。虽然很多故事也许没有史料依据，但依旧振奋人心。”

[16].参见上述的斯托曼在瑞典皇家技术研究所的演讲。

[17].参见史蒂芬・李维，《黑客》（1984年，美国企鹅出版社），第417页。在这里，我对邮件内容作了一些改动，在原书中李维也是从别处摘录了这段文字，用于证明斯托曼所写程序可以真正解密系统中的密码。李维在摘录时用了“某某”来代替实际的密码。

[18].参见史蒂芬・李维，《黑客》（1984年，美国企鹅出版社），第417页。

[19].译注：此处翻译以意译为主。原文为：“My name is Jehovah,...I have a secret plan to end injustice and suffering,but due to heavenly security reasons I can't tell you the workings of my plan. I see the big picture and you don't,and you know I'm good because I told you so. So put your faith in me and obey me without question. If you don't obey,that means you're evil,so I'll put you on my enemies list and throw you in a pit where the Infernal Revenue Service will audit your taxes every year for all eternity.”斯托曼所说的地狱税务局（Infernal Revenue Service）和美国国家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有同样的首字母缩写，IRS。属于常见的文字游戏。

[20].参见史蒂芬・李维（Steven Levy），《黑客》（1984年，美国企鹅出版社），第144页。史蒂芬用了五页内容来描述高斯伯如何迷恋生命游戏。生命游戏是英国数学家约翰・康威（John Conway）建立的数学模型。强烈建议读一下《黑客》一书，可以作为本书的补充读物。